飞机降落在平壤顺安机场时，我习惯性摸了摸裤袋里那张崭新的十元人民币。朋友送行时的戏言犹在耳边：“揣着这张票子，到朝鲜你就是大款！”可当我踏进平壤九月的风里，全然不知这张纸币即将成为打开另一个世界的钥匙。
导游朴英姬举着接机牌站在出口，肩上那只牛皮挎包在阳光下泛着柔光。“欢迎来到平壤。”她微笑时眼角的细纹舒展开来。后来在颠簸的大巴车上，她不经意间透露：这只包的价格，抵得上她整整六百天的工资——在朝鲜，即便是她这样精通三门外语的国家级导游，月薪也定格在三百元人民币。
涉外餐厅的水晶灯晃得人目眩。菜单上的数字让我喉头发紧：冷面38元，果汁15元。我攥着十元纸币走向饮品区，服务员的声音温和却像锤子敲在心上：“橙汁十五元一杯。”纸币在掌心蜷缩成团，它甚至换不来一杯解渴的凉饮。邻桌欧洲游客的刀叉正切割着标价128元的烤明太鱼，油脂滴落的声响异常清晰。
“我们住房免费分配，看病不花钱，孩子上学全免费。”翌日的大巴车上，朴导的讲解透过麦克风传来。晨光勾勒着她制服上锃亮的领袖像章轮廓。我忍不住探身问：“那您怎么买手机这样的贵重品？”
她忽然笑起来，从挎包深处掏出部磨损的智能手机。屏幕裂痕如蛛网蔓延，背景是张全家福。“配给制保障基本生活，但这个...”她指尖抚过裂痕，“花了我四个月工资。”相册里滑出张粮票照片，朴导迅速按灭屏幕，耳根泛起微红。
行程第五天，朴导终于带我走进平壤光复地区市场。海腥味与泡菜酸香在空气中缠绵，水泥柜台前主妇们挎着布兜精挑细选。最长的队伍排在粮票兑换窗口，穿工装的中年男人正用三张粮票换一袋玉米面。当他把找回的零钱——几张皱巴巴的朝鲜币——仔细塞进内袋时，我瞥见他磨破的袖口里露出手腕上的茧。
“本地人买粮用票，公交五毛，地铁三毛。”朴导的声音混在嘈杂里。我在干货摊前花六块钱买到三包鱿鱼干，转身却撞见粮票兑换窗的玻璃反光——自己捏着纸币的倒影，与那些攥着粮票的手隔着透明屏障两相对望。
在开城工业园，机器轰鸣中朴导指着第三生产线尽头：“那是我丈夫！”经过他工位时，我注意到工具箱里贴着女儿画的向日葵，颜料已斑驳褪色。朴导提高嗓音：“这里技工月薪六百元！”她丈夫每天通勤四小时往返平壤，只为多挣两百块补贴家用。
当夜登上主体思想塔，平壤万家灯火如星海铺展。朴导指着远方楼群：“那些免费分的房子，按市价值四十万呢。”晚风吹起她鬓边碎发，“您说十块钱在朝鲜能做什么？”没等我答，她自问自答：“不过是工人一天的工钱。”忽然从钱包抽出一张粮票按进我掌心：“带回去当纪念吧，这是普通朝鲜家庭真正的货币。”
浅黄色纸片印着稻穗图案，触感粗粝如砂纸。票面标注“500g大米”，边角浸着油渍。“小时候最深的记忆，就是攥着粮票等换米的长队。”她的指尖划过粮票边缘，“现在虽然不愁吃穿，但摸着它才觉得心安。”
临别在平壤火车站，我把十元人民币塞给朴导：“给孩子买糖。”她推拒的手突然停在半空，转而从布兜掏出个铁盒。盒里躺着三张崭新粮票，她抽出一张塞回我手里：“用这个换。”两张不同质地的纸币在晨光中短暂相触，各自承载着两个国度的生活逻辑。
回程飞机穿越云层时，我将十元人民币与粮票并排铺开。灯光下，人民币的精致水印与粮票的手工压痕形成奇妙的对话。机舱播报响起那刻，我突然读懂两种生存智慧——纸币背后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博弈，粮票深处是国家托底的庄严承诺。
当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的霓虹里，接机大厅的电子屏正滚动着股市行情。我握紧口袋里两张纸币，粮票粗粝的质感摩擦着人民币光滑的表面。它们像两个平行世界的信使，在我掌心低语着生存的真相：所谓富有，从不在银行卡的数字里，而在生病时不必颤抖的手，回家时永远亮着的灯，以及粮票背后那个不会让任何人饿死的承诺。
平壤的万家灯火已沉入云海，而那张浅黄色的粮票正在黑暗中微微发烫。它不再是计划经济的陈旧符号，而是一个民族用七十年光阴写给世界的生存哲学：真正的体面，是在有限中活出无限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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